"中国足球有很多怪圈，政府扶持就是其中之一。当一个地区的俱乐部遭遇困境时，矛头很容易就对准当地政府，开始漫天责问。
时至今日，依然如此。可足球对于一个地方政府而言，究竟有多重要呢？"
足球作为世界第一大运动，在中国毫无疑问有着极大的受众。
而这种群体效应很容易产生一种“足球无可替代”的错觉。
可这种错觉往往与现实背道而驰，许多拥有悠久历史、深厚球迷基础俱乐部的消亡证明了，“足球可以被代替”甚至可以没有。
在声讨政府袖手旁观时，大众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这个项目/俱乐部的自身价值是否达到了条件。如果整个足球行业都未能达到产业标准，那么这种“无底洞”一般的扶持，不仅毫无意义，而且稍有不慎俱乐部会沦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谈判筹码。
简单来说足球要在中国达到所谓“城市标签”效应有以下几个要点：
1、是当地人喜闻乐见的项目之一；2、该项目/俱乐部具备相当的品牌效应；3、该项目/俱乐部在国内、国际上拥有较好的形象价值；4、该项目/俱乐部能为城市带来可见的宣传作用；5、该项目/俱乐部在当地具备传统影响力；6、能带动地区经济活力；7、符合城市发展的规划和利益；8、符合国家政策导向。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老三样：足协乱作为、政府不作为、球队难生存。
但这样笼统的分摊俱乐部生存成本显然是不公平的。相较于一个地区每年无比庞杂的政务系统，一家俱乐部的生存有时并不那么重要。
1994年的职业化改革中，足球就没有被定性为一个产业去发展，而是简单引入企业赞助，对联赛改制之后就草草被推上台面。彼时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国家的新一轮经济改革刚刚下发，各地正热火朝天的大力推动经济建设，此时有一个全国范围内的赛事登场，资本纷纷慷慨入主，催生的是市场经济的大力发展。在人民精神文化建设相对匮乏的年代，这样一个能够掀起全城狂欢的项目，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政绩。
所以甲A才显得弥足珍贵，才涌出一堆“足球省长”、“足球市长”、“足球书记”。
但这样的模式很快就变了味道，至2000年前后，甲A已经成了企业的政治筹码，向政府索要税务优惠、政策扶持。而来自政府的过分关注，也让甲A争夺战逐渐陷入了权钱交易当中。
后来也有类似的事情，譬如知名“流浪者”人和（现橙丰），企业有奶便是娘的运营，注定了无法形成地区传统。
因此，禁止异地搬迁政策才应运而生。
但在2021年，这样的招数已经不顶用了。
“金元时代”后，中超和中国足球的萎靡是肉眼可见的。很直观的一点是，企业无法从俱乐部中获益，而中超的形象、品牌价值也不值得政府花费精力大力投资，这种状态下去要求大力扶持是无意义的。
在中超时代，不是没有政府定点帮扶，但这样的帮扶是建立在俱乐部自身相对健康（背后企业支撑）的情况下。
比如2009年北京市政府给予国安夺冠的800万奖励；2017年广州市政府给予广州两家俱乐部恒大、富力的2000万保级扶持；2011年上海市副市长调研申花强调政府会继续支持俱乐部建设；2020年青岛市政府给青岛黄海发放4000万扶持资金；2018年深圳市政府给予俱乐部2000万奖励；济南市政府市属六大投融平台之一的济南文旅接手山东泰山足球俱乐部。
其实不难发现，这些城市要么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核心城市，要么是拥有相当深厚足球文化底蕴的城市。
可即便如此，政府的帮扶也已经到此为止了。
这些现金奖励对于一家俱乐部来说只能说是聊胜于无，做出的批示更多是一种态度上的嘉奖。真正要让一家俱乐部长久下去，靠的还是俱乐部自身，或者更宽泛一点说，依托的是这个产业在中国的发展。
打铁还需自身硬，政府在一家俱乐部运营中注定是无法充当主要角色的。高度参与会让这项运动陷入更加奇怪的境地，况且以政府职责来看，高度参与也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
结果就是，他们高估了中超俱乐部在企业和政府心目中的价值。
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