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8日，美国知名“通俄党”、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斯蒂芬-科恩去世，享年81岁。作为一个美国的非主流政见者（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坐视苏联解体和俄罗斯衰败，批评美国政府不负责任。在美国国内被斥为“普金辩护者”），科恩的政治观点不为美国大多数美国人所理解，但在他去世半个月后，一位NBA名人堂球员，却专门发文对他表示了纪念。
这个人就是曾经尼克斯队的功勋元老，NBA50大巨星之一，后来一度成为参议员，并参加过2000年美国总统竞选的，比尔-布拉德利。
布拉德利纪念科恩的全文如下：
一位真正了解俄罗斯的人——向史蒂芬-科恩致敬
我和科恩相识有五十余年。在我还是一名纽约尼克斯队的球员时我们便认识了（他热爱篮球），到我成为一名参议院议员（他也热爱政治），直到后来我下海经商（他对这个就不感兴趣了），我与他一直交好。他是一位从历史中受到启示，有着自己核心理念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所撰写的尼古拉-布哈林的权威传记直接确立了他在学术界的声誉。当我在70年代读过此书后，改变了对苏联起源的看法。科恩的思想永远焕发着勃勃生机，且有着表达优势。他常常将自己的观点梳理地清晰明了，用以挑战现状。不管是在70年代将索尔尼仁琴的小说偷运入苏联；还是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曾在CBS新闻上恳请大家避免第二次冷战；抑或是在课堂上全情投入地讲课，他永远认为自己相信的东西便是真理。最重要的是，他能够体会到俄罗斯的精神、俄罗斯历史的伤痕，以及俄罗斯人民那不可磨灭的人性。
在上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当政期间，我身为一名美国参议院议员，经常访问苏联。科恩将戈尔巴乔夫视作为一位对世界历史可能有着重要影响的潜在人物，并对此毫不讳言。科恩在艺术界、新闻界、学术界、政府部门内有着上百位真正的俄罗斯好友，他鼓励我多接触俄罗斯的人民，深入俄罗斯的基层。所以从1985-1992这六年间，我只带着一名工作人员和一位科恩的朋友（他供职于美国新闻署，是一名俄罗斯文化和语言方向的博士）从莫斯科、圣彼得堡一直到伊尔库茨克，周游整个国家。我们时常在苏联官员的办公室内与之进行会议，然后出去走走，接触俄罗斯的民众——有时在街上，有时在地铁里，有时在文学社团，有时在餐桌上。有一回我在塔什干（现乌兹别克斯坦首都——译者注）的地铁站遇见一位出地铁的妇女，问她苏联的体制改革与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公开性”对她而言意味着什么。她顿了一顿，回答道：“我的孩子们将会拥有崭新的人生。”
我从苏联回国的时候会和时任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共进午餐，告之以我的所见所闻和所想。据他所说，我讲的内容和他从中央情报局听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根据我提供的信息，舒尔茨意识到戈尔巴乔夫是一位特别的领导人，并以此说服了里根，最终结束了冷战。
当鲍里斯-叶利钦接替了戈尔巴乔夫，俄罗斯的经济遭遇了直线下滑。俄罗斯的通货膨胀达到了1000%，贫困率高达30%以上。科恩表示此时的俄罗斯需要的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即采取国家干预经济的模式——译者注），而非米尔顿-弗里德曼（即采取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译者注）。后者的思想会导致窃盗统治（即高层腐败——译者注）的产生。
任何优秀的政治家都清楚：当某一方倒下了，自己应该去帮助他们，告诉他们你与其同在，相信他们能够脱离难关。但美国面对俄罗斯却不是如此。我们把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输出给了俄罗斯，却对俄罗斯的历史一无所知，对俄罗斯人由于苏联解体带来的精神上的创伤、自尊心的受损表现地麻木不仁。当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们提出美俄在全球问题上该如何共同合作的建议时，我们却一意孤行地推行一系列让俄罗斯人感觉到自身利益受到侵犯的举动——在北约东扩、导弹防御、伊拉克、科索沃、利比亚这些问题上皆如是。
当我们面对俄罗斯方面的顾虑表示不屑一顾，面对发展两国关系的大好机会却置之不理时，科恩则忧心忡忡。他认为两国的敌意正在重新蔓延，可能会引发一场新冷战。他坚信美国终有一天会幡然醒悟。这样的观点在美国外交政策研究部门与媒体界却日渐缺乏赞同。实际上在科恩在世的最后七年里，《纽约时报》拒绝刊登每一篇他的署名文章。一些人甚至给他扣帽子，称其为“普京的辩护者”。这些言论使科恩深感伤心，因为他自始至终的立场都是出于自己是一名美国人，只不过自己是一名能够意识到俄罗斯历史遗产的美国人罢了。最重要的是，他明白要在最高层有所创新的话，得有勇气与真正的领导力。
科恩与戈尔巴乔夫两人的交往一直深化到了他们家庭之间。戈尔巴乔夫曾有一次告诉科恩，科恩和妻子卡特里娜之间的感情使戈尔巴乔夫想起了自己与妻子赖莎的昔日恩爱。赖莎是戈尔巴乔夫不可割舍的灵魂伴侣，但于1999年去世了。当科恩的二女儿妮卡对篮球与俄罗斯同时产生强烈兴趣之时，她认为父亲是肯塔基的骄傲，并以他对世界的贡献为荣。
对于我们这些了解他、关心他的人而言，我们会记得他。他是一位好人，一位尝试在宏大领域作出改变的好人，一位从不会因为攻击质疑而放弃坚持己见的好人。
******
比尔-布拉德利出生于密苏里州的水晶城，父亲是一名银行行长，母亲是一名教师，自幼家境殷实。在水晶城高中就读时，布拉德利声名鹊起，两次入选全美最佳阵容。在1961年，有75所高校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希望能够将这位优秀的运动员招至麾下。最终布拉德利选择了杜克大学。
看上去布拉德利的人生轨迹已经很明朗了——不出意外的话，他会加入一所篮球名校，在NCAA取得荣誉，然后顺利进入NBA直至退役……似乎整个人生将全部与篮球挂钩。然而，意外偏偏就发生了。布拉德利接受了杜克大学的奖学金以后，在同一年的夏天他在一场棒球比赛中遭遇了脚部骨折，这使他冷静下来思考自己除了篮球以外，还应该再干点什么。恰逢普林斯顿大学正在招收学生用以为美国政府部门与驻外事务处培养人才，自小在餐桌上听父母讨论政治，耳濡目染的布拉德利，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杜克的奖学金，报考普林斯顿。
进入职业体育前的比尔-布拉德利，是典型的白人精英
普林斯顿大学是一所隶属于常春藤联盟的美国知名学府，根据当时的规定，常春藤联盟的学校不允许为学生提供运动员奖学金。加之以布拉德利优渥的家庭背景，他也拿不到助学金。这个层面上来看，布拉德利的选择多少带有些追逐梦想为爱发电的意思，得亏他的家庭条件能够支持他如此折腾。
布拉德利在普林斯顿大学老虎队司职后卫。他在NCAA表现出色，场均砍下30.2分，在1965年当选了NCAA四强最佳球员以及年度最佳球员。不仅如此，在前一年的东京奥运会中，布拉德利身为美国队的一员出战男篮比赛。这支美国队星光熠熠，里面有着1964年NBA选秀的第一、二、四、五、七顺位的球员，而布拉德利则是唯一的在校大学生。最终布拉德利以场均10.1分，队内得分第二的优异表现帮助美国队完成了奥运会男篮六连金。
其实从布拉德利大二起，很多人就认为他完全可以直接去打NBA了，然而等到毕业时，学业却成了阻止布拉德利打球的“拦路虎”。
1965年，NBA选秀是最后一届采用地域选秀规则的选秀。所谓地域选秀，就是球队可以放弃自己的首轮选秀权，然后从距离球队主场50英里之内的大学中挑选球员。当时纽约尼克斯队和费城76人队都看上了布拉德利，而普林斯顿大学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距离尼克斯队的主场刚好比距离76人队主场近上一英里，于是尼克斯队顺利摘下布拉德利。
但布拉德利却并不着急和尼克斯签约。其实在普林斯顿大学主修历史期间，布拉德利各项考试成绩其实平平，但他的毕业论文却是技惊四座，以154页的篇幅分析了杜鲁门在1940年是如何争取参议院议员席位的。这一篇论文使得他以优异成绩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取得了罗德奖学金（牛津大学每年给全世界各国完成本科学业的精英学生提供的奖学金，供其赴牛津大学深造，号称全世界最难申请的奖学金之一）。
一边是当时并不算特别挣钱的NBA，另一边是继续读书深造的机会，布拉德利面临抉择。最终，他和尼克斯队约定两年后再决定自己是否打NBA，先去牛津大学完成学业，主修哲学、政治学及经济学，还尤其关注欧洲政治经济史。
读书期间，布拉德利没有完全脱离篮球，1966年，他还加盟了米兰奥林匹亚俱乐部，帮助球队夺得欧洲冠军杯。然而1967年，眼看可以顺利毕业的布拉德利却突然从牛津辍学，去美国空军服役了半年。按规定，布拉德利本应在部队服役四年，然而在年底他又从部队离开，终于加盟尼克斯，作为一名职业球员在美国本土的职业联盟登台亮相。
1977年，在NBA效力十个赛季的布拉德利宣布退役。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在欧洲联赛、NBA和奥运会上都夺得冠军的球员。1983年，作为NCAA传奇，NBA尼克斯队名宿和球队两次夺冠时的重要球员，布拉德利入选名人堂。
布拉德利在NBA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就，但他的梦想却是进军政坛。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会先从家乡做起，成为当地的政府官员，慢慢积累经验再竞选总统。文体界从政的例子在美国并不鲜见，但不管是之前的罗纳德-里根，还是后来的阿诺德-施瓦辛格、凯文-约翰逊、戴夫-宾等，都是首先在地方政府中任职。
而布拉德利却不同，他没有选择成为政府官僚，而是自始至终保持自己“党人”的身份，成为一名参议院议员。从尼克斯队退役后，布拉德利马上亲自着手竞选参议员的事务。在新泽西州的参议员竞选里他击败了杰弗里-贝尔，1979年，年仅36岁的民主党党员布拉德利成功上任，踏足国会，开始了自己18年之久的议员生涯。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任期内不但在一系列国内问题上有所建树，他还着力于推动美苏两国关系的发展。他曾发起一项名为FLEX的奖学金计划，用于资助从前苏联国家赴美求学的学生。该计划最终被写入面向俄罗斯的《自由支持法案》中，并于1992年获得国会通过。
2000年，自始至终只是一名党人（从未在政府具体行政部门任职，只是在国会担任参议员）的布拉德利决定参加总统竞选。当时布拉德利在竞选中提出了一系列更为进步的主张，例如全民医疗保险、管控枪械、改革竞选财务制度、解决儿童贫困问题、给教师提供补助，鼓励大学生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等等。布拉德利因而得到了党内相当一部分支持，许多政界要人为他背书，同时在体育界他也收获到了极大的支持。如他的密友、前队友，NBA传奇教练菲尔-杰克逊以及迈克尔-乔丹都对他表示了支持。
但最终，布拉德利还是惨败给了民主党内的宠儿戈尔，不过后者也未能如愿当选总统，以4张选举人票的微弱差距输给了小布什。
输掉总统竞选后，布拉德利被提名出任美国奥委会主席，却被他本人拒绝。之后他也放弃了参议员选举，从此告别政坛。离开政界后，布拉德利开始下海经商，成为了星巴克等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纵观布拉德利从NBA退役后的“下半场”人生，他初入政坛时并不被人看好，很多政客认为他是个书呆子（一个搞体育的被看作是书呆子也不容易），面对复杂的改革提案时会因为缺少变通而束手无策。但结果却是他靠着自己在国会的不断打拼，最终成为了NBA首位参加总统竞选的球员，并拥有一定的支持率，这是需要政治智慧的。
而作为布拉德利文章的主角，史蒂芬-科恩则是一位纯粹的政治学者，科恩是立陶宛后裔，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俄罗斯研究方向，取得了博士学位。之后长期在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任教，于2011年退休。
科恩一生致力于俄罗斯与斯拉夫研究，积极反对美国排俄反俄，因而不为美国政界所容，同时，由于科恩认为当年苏联如果由布哈林领导的话，能够走出与斯大林当政下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故而在冷战期间，苏联政府对他的态度也是冷淡而警惕，以至于科恩一度被禁止访问苏联。想来这也是他拜托自己挚友布拉德利要多接触俄罗斯人民的原因，完成自己未遂之心愿。
如今我们回顾冷战的起源，都会将“美苏双方的战略误判”视为其中的一项原因。即战后美国与苏联在彼此不知道对方战略意图的时候，唯有积极扩张自己的实力才能使自身感到安全。但这一过程中无疑会给对方造成敌意，于是双方就在不断扩张实力，互相敌视的路上越走越远，最终酿成了长达半个世界之久的冷战。
时至今日，国际社会依然是无政府状态，囚徒博弈的困境仍然无法避免。所谓的“战略误判”仍然存在且必须存在。可如今我们有没有可能尽力去消弭这一困境呢？
现实看上去似乎有些悲观。21世纪世界进入了高度全球化状态，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也使得人们身在世界各处都可以随时进行方便快捷的交流。但是文化交流的速度有没有跟上经济全球化与通讯发展的速度？我们可能曾经认为多元、包容、开放是当今文化交流的常态，但直到最近一年，我们发现似乎大多数人仍然处于对于其他国家的文化一无所知且毫不尊重的状态。无论是莫雷事件后，美国网民对中国的口诛笔伐；还是BLM运动时中国网友对美国的冷嘲热讽，在互联网技术日渐发达的今天，似乎是敌意与污蔑传播地比善意与交流要来得更快更直接。在这样的形势下，如舒尔茨所言的情形又会再度上演多少次？我们不得而知。
科恩毕生的目标是阻止新冷战、第二次冷战的出现。回首过去再展望未来，我们会发现自己已经身处新的历史起点之上。面对同样激烈的意识形态对抗，以及更为强烈的文明的冲突，这一次，历史的车轮又将驶向何方？
但愿，全世界的科恩们能被施以多一份善待，多一份理解。我相信科恩们也会前赴后继，永不停歇，怀揣着崇高的理想走下去，即便前路艰险坎坷。
